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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一段历史秘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坐落在故宫西门，沿着红墙一溜儿黄瓦灰砖的楼房，高不高，低不低，与故宫气势恢宏的楼台殿宇极不相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为我拿来了一袋袋布满尘埃的档案。我找的都是本世纪初的外务档。
当我将一袋卷宗摊在阅览室里宽大的台案上时，一封被厚而结实的淡黄色信封小心翼翼包裹着的信从档案袋里滑了出来，信封正面用法文写着收信人的名字。我盯视着那两行被岁月长久浸泡而黯然失去原有色泽的蓝黑墨水字迹，细细辨识着，赫然发现，收信人是光绪皇帝。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抽出信来看个究竟。虽然我不懂法语，但连蒙带猜，兴许能看出个大概。然而，接下来的事让我惊呆了，我根本无法将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因为时至今日，这封信的封口仍被死死地粘着。
游历中国广东一带
从中文档案中推测，这封信来自比利时，是比利时国王雷欧颇勒得二世（LEOPOLD II）给光绪皇帝写的一封国书。据史料记载，早在1863年，比利时国王曾游历中国广东一带，当时中国大臣殷勤款待，厚礼有加。但此信并非是1863年写的，那时光绪还没出生呢。此信是1906年6月2日写的，于1906年8月3日由比利时驻中国公使交给了中国外务部。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记载的情况推测，这是比利时国王对中国政府考察团所带中国国书的回函。这使我想起了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史书对此事件只字不提，就像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一般。
我仔细检查了一番信的封口。显然，当年信被装入信封之后先用胶封口，然后于信封背后的封口中间加封红漆，红漆上再盖带有皇冠图形的国印。加封的红印只在上部略有剥落，其余完好无缺。
一封1906年的信，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不由得拍案叫奇。一封外国首脑的国书，至今未被拆开过，此事实在荒唐！我曾想建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其拆开，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九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件荒唐之事，虽属荒唐可笑，却是中国走向世界历程中无法避免的小插曲。它已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近代历史文物。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
我又急着翻找其他的档案资料，终于又看到不少外国文字。有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等等。有的信纸分明印着烫金的皇冠，或是盖着总统的大印。都是出自一些国家元首的国书。收信人当然是中国的皇帝光绪。
大丹国大君主致大清国的皇帝书
大皇帝此次所派礼部尚书戴鸿慈、闽浙总督端方膺此重差，该二员筹措均甚妥洽。恭表大皇帝宸情无不尽致。
…………
大皇帝福寿无疆
皇基永固
哥本哈根
1907年2月7日
丹麦国王的信中所提到的戴鸿慈、端方膺此重任，是指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中的两位，他们率一路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德国、俄国等13个欧洲国家。另外一路是亲王载泽率领，重点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
大加赞许
1906年7月19日，当戴端考察团在返国途中，在意大利轮船的甲板上东望台湾，西望厦门之时，意大利国王爱马努埃拉三世（EMANUEL III）正坐在拉戈呢威宫里，在带金边的宫廷御纸上，给中国皇帝光绪手书一封热情友好的国书，对中国考察团的考察大加赞许。此时此刻，他也许又想起了中国大文豪苏东坡的《赤壁赋》。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大皇帝与朕及我国夙称格外友谊敦崇。今特派湖南巡抚端方、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前来我国考察政治，足征友睦之新据。朕时盼两大臣既能详明考察我国法律、政治，定能一面俾中意交涉日见亲洽，一面于大皇帝之国极有利益也。……
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七月十九日
大皇帝之至好良友威德礼佑哀玛纳维利御笔
这封信的原件是用钢笔手写而成，字迹非常漂亮。信写在淡黄色的宫廷御纸上。另有一封翻译件，便是上面引述的，不知是谁翻译的，朗读给光绪听肯定老得打磕巴儿。
为中国政府考察团考察的事，罗斯福总统也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美国总统的国书只是原文，我没找到当年的翻译文。文中的大概意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中国皇帝
尊贵的好朋友：
我高兴地从您所派遣的大臣戴鸿慈、端方的手中接过了您的信。您让您的访问团来到美国考察学习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您的访问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友好的印象。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的访问团把贵国的友好情谊带到了美国，我们也请考察团将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中国去。
我非常乐意迎接这些先生们，会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他们能顺利完成他们的使命。我将提供给您的考察团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祝您一切安好！希望您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幸福！
您的好朋友
手捧这些来自西方各国的国书和外交文件，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中国政府考察团千里迢迢“西天取经”的景象来。虽然用不着“你牵着马，我挑着担”，一路上伏妖降怪，闯渡难关，但毕竟充满了传奇色彩。试想，就在几十年前，这些文明的国度还被中国人视为野蛮人的部落，不屑与之交往，曾几何时，却浩浩荡荡、堂而皇之地赴西洋各国考察学习来了。
人们印象中的光绪皇帝有着柔弱、窝囊的性格，然而，细想一下，有哪一朝如同光绪那样，敢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有哪一朝向欧美国家派出如此庞大的考察团，考察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呢？
如果我们从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来检视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我以为，近代中国在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时，经历了两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大转变。一个是在咸丰末年，所谓的“天朝王国”全面崩溃，诞生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是在光绪末年，结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试图向一个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变。
另外，就这段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笔者也确实感触良多。在这段历史中，活着一些我认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意义非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而这些人物和事件本该早已记录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可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众多的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中，很少提到这次考察。我看到德国一本著名的世界编年史画册，其中1906年卷，厚厚一本，仅收了一张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照片，文字说明讲的是1906年9月20日光绪发表通告，在十年内禁绝鸦片。报道虽是正面报道，但给人的印象是当时中国的问题只是吸食鸦片。可就在这一年，中国考察团在德国停留了近两个月，考察了德国十几个城市，考察了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文化部派人陪同中国政府考察团考察德国，拍摄了两套相片，一套是中国考察团在德国考察时拍摄的照片，以及与德国各部官员在一起合影的照片。一套是被考察团考察的有关城市和单位的照片和文字介绍。笔者已知的就有六本相册。为什么不能从中选用哪怕是一张呢？为了考察团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德国政府好几个部委为考察团提供了八份详细的报告。为什么不能将当时的情况做一客观的介绍呢？当我在德国国家档案馆里打开那几只布满尘埃的黑色档案箱时，我想，恐怕很少有人翻阅过有关当年中国考察团的档案吧。
然而，以上并不能全责怪西方人的偏见。长期以来，国人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这段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跳而过。其间中国究竟做了些什么，没人关心。中国近代史学界所表现的畸轻畸重，忽风忽雨，同样的事件和人物，五六十年代说的，六七十年代说的，和八九十年代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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