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中国多元共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3、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私权力逐渐分离。

所谓“中国公民社会”，是指相对独立和自治于国家和政府政治行政领域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以及非政府的参政议政领域，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和非政府的参政议政领域中活动的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地位，并按照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规则调节内外相关关系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组织系统。

首先，从组织生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公民自组织社团的发展使私人权力逐渐独立于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私人权力的监督约束并为其服务。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民享有为宪政所规定的自由平等政治权利的落实，三者在21世纪的中国都在不同程度的获得推进。正是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之下，发端于公民个体利益、价值和身份意识觉醒基础之上的自组织团体，正获得快速的生长。它们对于组织所涉及的社会事务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推动了社会基层层面的自治不断拓展。基层自治的拓展，逐渐改变着传统上的全能政府的观念，公私权力也渐趋分离。基层自治将公共权力限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并且公共权力的职能也由统治逐渐转向治理、由控制逐渐转向服务。所以，国内有学者开始提出“就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市民社会是第一位的，国家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政治国家不能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其次，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也使公私权力在社会空间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分离。不仅施雪华而且还包括俞可平，他们都将中国公民社会视为“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作为民间公共领域，对公私权力在社会空间上既有所隔离又有效耦合。它不仅履行着整合民意，传递民声的政治功能；而且它还对公共权力持评判审视态度，要求公共权力为自我的政策行为做出具有“公共合理性”的公开辩护。所以，甘绍平认为：“在公民社会里，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就要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的手段。”

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它们共同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即社会利益和价值多元分化、社会身份推陈出新、政党和社团多元并存、公私权力逐渐分离。这在拓展公民个体自由的同时，也蕴涵着社会不确定性。它们一方面提出了多元政治参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各方诉求中潜藏着程度不同的对立性，这种被激发起来的广泛政治参与也可能演化为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中国共产党在201x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在目前，“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二、协商合作：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偏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力量多元共存正日趋明显，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多元社会力量为了维护自我的利益或伸张自我的价值，必然在自我相互协商调节的同时，谋求公共权威对其的政策保护和促进。换言之，21世纪的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必然随着利益、价值、身份意识的觉醒、组织力量的成长和政治参与热情的激发而不断增强。如何规范这些多元的政治参与、有效消除其中潜藏的矛盾冲突、吸纳政治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将是21世纪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必然面临的挑战。

弥补民主缺陷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多的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将亦以更多元的民主参与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正如俞可平所言，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方式有四种，即代议民主、多数民主、远程民主和协商民主。其中，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都是以选举竞争为内在的运作程序偏好，而协商民主则以协商合作为其内在运作程序偏好。至于远程民主，它只不过是借助技术手段突破了选举竞争和协商合作运作时的空间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运作形式。根据这种分析，民主运作的程序偏好大致就有两种方式，即选举竞争和协商合作。而近代以来以选举竞争作为民主运作的程序偏好，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少数排斥、政治冷漠、金钱政治等等。基于西方对选举竞争民主运作程序偏好的反思和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状况，本论文认为协商合作在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极有可能是较好的民主运作程序选择项。

1、从协商合作本身的民主功能来看，内含着选举竞争的协商合作能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中国多元力量民主整合的要求。

当代日趋多元分化的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增强了相互的依赖，多元并存要求有效地政治整合。内含着选举竞争的协商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二者的优点，能够较好的完成时代赋予其的政治使命。第一，它借助选举使协商合作在不同规模上都得以开展，为多元力量提供了多维的协商合作参与途径。第二，它在推动社会多元力量之公共诉求公正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第三，它将公共政策建基在协商共识基础之上，使公共政策内含着科学真理和公平正义，能够经受着公众的理性和道德的

2、从物质基础和文化传统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和”文化传统和崇尚集体主义的政治心理，为协商合作在中国民主政治当中的运行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政治文化心理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因所有制的多元化而使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分化，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为协商合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选举竞争是建立在政治献金募集制的基础上，容易导致强势力量对民主政治的实际掌控。而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所积聚起来的社会公共财富，则可能以公共资金资助协商合作的展开而避免选举竞争中可能存在的金钱政治弊端。它为协商合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偏好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协商合作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文化传统的支撑。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绵延存在了几千年的时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政治文化源泉。其中，以“和”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及其弟子对之作了多维的阐述。首先是以此品评社会主体的政治道德人格，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应该具有包容心理。其次是以此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礼之用，和为贵。”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体具有妥协包容心理，而且要求社会主体以“礼”节制自我不具公共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最后，孔子的孙子子思将“和”上升为治邦理国之道，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智慧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江泽民曾对它做了现代的演绎，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所内涵的政治理念与协商合作所要求的政治文化是比较契合的。它有利于协商合作这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主方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而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思想，又内含着集体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洗礼，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中国公民的政治心理，成为个体利益和价值取向标准。公民个体行为在经受公共道德评判时，集体利益（包括组织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增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自律性行为标准。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成为社会共同谴责的社会行为。集体主义观念的深化和在公共行为当中约束作用的发挥，将为公共论坛或决策体制中的协商合作行为提供类似于(本文来自www.2xuewang.com，转载请注明！)“公共善”的价值理念指导和具有道德自律性特征的政治心理基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协商合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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