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中国多元共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无论是协商合作中产生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还是它赋予的新的民主意涵，都将使中国民主政治中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共识、民主程序共识和体制框架共识在协商

第二，协商合作的展开，将不断地生成公共领域中新的自治共识和公共权力机构新的决策共识。

中国日趋形成的公共领域中正逐渐生成各种非建制化的协商论坛体制，如“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民主听（议）政会”等。这些论坛体制，一方面以体制的开放性使各种社会公共问题都有可能进入其中；另一方面，它以其独特的理性权威、道德权威和成功实践所赋予的社会权威，吸引着与社会公共问题具有相关性的公民或其社团愿意将这些冲突置于协商论坛之中，进行协商讨论。而正是在这些由公民自发组成的协商论坛体制中所展开的公共协商，引导各方进行平等理性的话语交往，就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大部分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务达成自治共识。论坛体制中自治共识的获致及其运用，不仅将消融大量的社会冲突，推进社会民主；而且它还将增强中国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即各种“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将使以协商合作推动社会自治共识的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的自治能力也将逐渐增强，进而在深化公私权力分离的同时又为二者明确基本的界限。

相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协商合作及其体制的不健全或还有待进一步的生长完善来说，中国在国家层面却拥有比较健全或成熟的协商合作体制或丰富的政治经验。就体制而言，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三者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同程度协商合作性质的政治体制。它们在公共决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协商议政和合作执政。协商议政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等”。主要形式则有“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进行协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沟通思想，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或中共中央委托有关方面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听取民主党派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除会议协商外，民主党派中央还可就国家大政方针及其他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透过这些协商形式，各民主党派将自己所属群体的公共政治诉求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或直接成为或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的内容，使其交付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决策的提案中也反映各民主党派对相关公共问题的政治要求。而政治协商会议，其民主运作的根本机理就是协商合作。政治协商会议中程序化和渠道化的协商合作，使社会公共问题进一步得到公开的理性讨论和互相辩驳，形成更具科学理性和公共道德内涵的政策预案，提交给公共权力决策机构。无论是多党合作制度中生成的由中国共产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决策的议案，还是政治协商制度中形成的各种政策建议案，它们都必须经受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正式审议决策过程中，就正式议案进行小组讨论公共协商是其最重要的环节。在该环节中，各方代表在相关法规程序的规范下阐释认知或经验感受、表达所属群体或地域的政治诉求、进行公开的理性交锋寻求公共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协商共识。正是这种形式的民主参与，使得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形成的公共政策总是能获得代表和公众的高度认可。而至于协商之后，就协商共识进行的票决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只是以形式民主的方式赋予协商结果以程序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人民代表大会中最终形成的决策共识，经历了多层多维的协商整合。首先是公共领域中非建制化协商论坛的发掘和初步的、分散的社会整合，形成各种具有政治性的公众意见浮现在社会中。其次是各种耦合机制——包括各种听证会、大众传媒、政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等——对各种公众意见的再整合和提炼，形成各种决策预案或建议案。最后是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决策审议，产生协商共识，并将公共政策建构在协商共识基础之上。伴随着公共事件的不断出现，如此程序化和体制化的协商合作循环往复，既不断地供给获得高度认同的公共政策，又有序地吸纳着政治合法性。

第三，协商合作的反思性和开放性，使所有的民主共识保持动态均衡，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渐进发展。

正如论文在分析“协商合作的特征”中所指出的，协商合作具有反思性和开放性。开放性是建基在社会公共事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不仅协商合作体制要保持开放性，而且协商主体在认知结构上也要保持开放性。前者以体制的开放性，将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生公共事务纳于其中，进行认知、整合和决策；后者以认知结构的开放性，认知新公共事务或问题，接纳新的观点或意见，消除偏见的约束。二者结合，认知结构具有开放性的主体不断地以协商合作民主方式对进入协商合作体制的新生公共事务进行认知、整合和共识决策。至于反思性，它则是建基在协商合作主体理性有限论的预设之上的。任何协商参与主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都掌握着部分真理。因此要在公开的协商中对自我的认知或情感结构进行反思，使自我的认知或情感结构具有开放性。

在中国政治生活里各层次协商体制的运作中，协商合作也具有这两种属性。它们共同作用，使各层次协商合作过程中得以生成的民主共识都具有动态均衡的特征。具体而言，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民主共识是各方诉求理性交融的结果。它既包含了参与各方具有公共正当性的诉求，但是又不是某一方参与者诉求的“镜照”（mirror-image）反映。其二，民主共识是理性认知和道德平衡的结果。它既体现了科学精神，追求管理的效率，但又具有人文关怀，受着内含正义性的公共道德的平衡。它内含着科学理性和公平正义，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均衡性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至于动态性，它强调作为理性均衡和道德妥协结果的民主共识的稳定是暂时性的。由于两个方面因素的推动，民主共识将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第一，社会事务的阶段性发展变化。第二，公民或其社团组织对事务认知的深化。前者滋生新的社会问题引起新的协商讨论；后者则通过各层次的协商体制感知、发掘、整合这些社会问题，形成新的政治要求输入政治系统，引发新的协商决策。在此过程中，民主共识或因吸纳新的认知结果而进行政策微调，或产生新的形式导致新政策的供给，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

反思性和开放性的协商合作，不仅促成动态均衡的民主共识形成，而且使建基于其上的民主政治呈现出渐进发展的特点。民主共识的均衡性，使民主政治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内涵科学理性和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同和顺利执行，能够较好地调整各方冲突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四、发展中国多元共识民主政治的意义及其限度。

在日趋多元分化的中国社会背景中，建构中国以协商合作为运作机理的多元共识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一，它有利于将协商合作与选举竞争两种民主运作的优点有机融合，既保证民主决策的理性公正，又不损害决策的效率，将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统一在多元共识民主政治的运作之中。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中国避免走民主政治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在选举竞争撕裂社会、加剧冲突和导致民众政治冷漠的情况下再思以协商合作来予以弥补矫正。第二，它有利于在中国民主传统和意识薄弱的情况下，培育中国的民主政治主体。形式民主参与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公共权力远离普通民众，政治冷漠心理蔓延。而各种层次和各种形式的协商合作参与，将在强化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体观念的同时，全方位的培育公民或其组织的政治素质、政治能力、政治道德，拓展他们的政治自由。此外，协商合作中公民利益、价值、身份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促使公共领域中多元社会组织的形成，进而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三，它有利于社会冲突多渠道的程序化消融，政治系统将政治合法性建构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共领域的非建制化协商论坛，将以协商合作所获得的理性共识把绝大部分社会冲突消融在社会自治管理当中。少部分无法通过社会协商进行治理的公共事务也将获得耦合机制中多维渠道的再度整合提炼和向上传递，进入公共权力系统。公共权力系统中的协商决策体制，将以建基在协商共识之上的公共政策给予权威调节。共识民主政治体制综合政治作用的发挥，将使社会冲突获得多渠道程序化的消融，避免社会失序。而公共决策制定中协商合作的介入，也将使政治系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转向公共理性。所有公共政策都必须在公共协商中获得公共道德、公共善和公共理性的审视批判，赢得公众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内涵着科学理性和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政治绩效的发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增益政治系统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第四，它以协商合作改造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将使其更具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性。第五，它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民主政治改革思路建构在理性认知基础之上，使中国民主政治在累积进化中自然生成，必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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