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中国多元共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中国政治生活中，协商合作这种多层多维的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政治功能，不仅将增强公共领域中各社会团体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自我管理团结自治的能力，而且也将增强公共权力机构及时有效地供给公共政策的能力。二者有机结合，将既使社会有序运作，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处理，又使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和谐并存，功能互补。这将为在协商合作基础上各种层次理性共识的获致与追求共识的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提供有序和谐、动态稳定的社会秩序。

3、以纵横两个方向的协商合作体制建设，推动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保障协商合作多元连续的开展。

按照第六章“协商合作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所给出的分析路径，在中国建构以协商合作为运作偏好的共识民主政治体制也可以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展开。

从纵向上来看，为了在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阶段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商共识，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建设可以分为下述三个层次。首先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当中的非建制化协商论坛体制。在该体制中，围绕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事务，与之具有关联性的公民及其社团，或通过协商合作就该公共事务的解决达成一致共识，实现基层自治；或者对该公共事务进行某种程度的认知整合，形成代表不同群体共同政治诉求的各种公众意见。其次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交叉地带的各种协商耦合体制。它们或主动自觉或被动授权，对于公众意见进行协商性的再认知和科学分析，将再度整合和提炼后的社会议题以各种形式（如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案等）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或提交给公共决策机构。此外，它们也将公共权力机构关注或设置的议题，传递给社会，引导社会公共关注焦点的转移。这种协商耦合体制的建设和功能的发挥，既勾连了协商论坛体制与协商决策体制，使二

从横向上来看，中国共识民主政治体制在三个纵向层次上还可以进行多元的横向体制建设。在公共领域中，受公共道德或共拟规则规导的协商论坛体制多种多样，如沙龙宴会、论坛研讨会、新闻媒介与社团、村社和市镇的自治会议等等。而在协商耦合机制中，则在三个具有差异性的领域中存在多元的协商耦合平台。其一，就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发挥耦合作用的协商平台，如新闻媒介和各种研究对象为公共社会问题的咨询参谋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等。其二就是存在于交叉地带发挥耦合作用的协商平台，如决策听证会、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设立的顾问委员会等。其三就是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边缘地带的协商平台，如政策研究室、政治协商会议和个人信访或申诉制度。至于公共权力领域，它则以两种方式建构着协商决策机构。首先它对原有政治决策机构——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协商性改造，使之成为以协商合作为主要运作偏好的公意形成机构。其次就是创建新的协商决策机构。在目前中国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它主要表现为建立部门内部的行政事务处理中心、部际之间的行政事务处理中心和因行政授权而临时建立的协商决策机构等。

透过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分析，不难发现，以协商合作为民主程序偏好，可以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意见形成领域、政治意见传达机制和政治意志形成领域进行体制化的改造，或使现有政治体制更具协商合作性，或生成新的协商合作政治体制。多层多维的协商合作体制的建构，将既使民众在基层自治的基础上政治意见获得多渠道有秩序的交流、整合和传递，又形成多元共识推动民主政治有序高效运作。

4、通过多层多元协商合作的社会展开，建构多元民主共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渐进深入地发展。

民主共识，在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吕元礼等人所言：“民主政治既需要一定的制度架构作为其运作机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共识作为心理基础。”但是，民主共识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利用而没有任何损耗。相反，民主共识是过程性生成的，它需要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不断地予以丰富、完善和巩固。

选举竞争和协商合作，在中国民主共识的生成和发展中所起的政治作用差异较大。选举竞争是在宪政共识（包括对于宪政框架及其内涵政治理念的高度公众认同）的基础上展开运作，发挥民主政治功效的。但是，它内含的偏好聚合和多数裁决机制，不仅不能使选民在选举活动中获得对于宪政共识的更深刻认知或体会，而且还可能因多数裁决导致少数被排斥的政治现象，削弱不同公众群体对于宪政框架及其内涵价值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进一步而言，选举竞争不仅不能促使宪政共识等的丰富、完善和巩固，而且还在不断地削弱它。公众对于选举政治的冷漠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宪政共(本文来自www.2xuewang.com，转载请注明！)识被削弱的社会表现。而协商合作则在已有民主共识支撑下运作的同时，不仅不断增强公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已有民主共识的理性认同或情感忠诚，而且还促成民主共识的新陈代谢。在此新陈代谢过程中，它们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动态均衡、渐进发展。

第一，协商合作的展开，将使中国民主政治中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理念共识、民主程序共识和体制框架共识获得不断地巩固。

在中国特殊的民主政治背景中，各层次多元协商合作都接受着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理想等根本政治价值理念的指导与民主集中制等根本程序共识的规范。它们在已有根本政治体制架构——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获得体制保障而切实展开。

与选举竞争相区别的是，协商合作伴随着公共事件的不断爆发和协商消融而得到连续的开展。而正是在这些连续的协商合作民主参与中，公民或其代表的民主权利得到真实有效的践履，民主权利不仅体现为选举期间的投票行为，而且成为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善和社会主义理想在协商合作的理性辩驳过程中规导着人们的话语交往和理性交融，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正当性而不断获得参与者的理性认同和情感忠诚；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理想等根本政治价值在协商合作中不仅不会遭到腐蚀，而且还将在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公众认同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至于协商合作开展的根本程序，它也遵循着民主集中制原则。只不过在民主和集中这两个环节上，协商合作赋予其特殊的内涵。一是这两个环节的展开都必须接受公平正义、公共善和公共理性等协商价值原则的指导；二是以自由、平等的话语交往作为“民主”展开的形式，通过理性交融达到“集中”的目的，即使要采取传统的偏好聚合——即投票的方式进行“集中”，也要将之建立在充分的协商基础之上。如此一来，民主集中制将以新的内涵得到充实，作为民主程序在协商合作中获得更广泛的运用和更高的公众认同。

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协商合作不仅应该接受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指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规范，而且它还要借助于现有的体制框架来展开。协商合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当中的运用，将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意形成建立在更真实的民主参与和更理性的政治共识基础之上。它不仅将改善公意形成方式，而且还将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使之内含科学理性和公平正义。这将在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作用的同时，提高它在公众心目中的政治地位。而协商合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运用，将改善传统的政治协商。协商合作要求参与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进行自由平等的话语交往。这种要求在政治协商中的贯彻，将在很大程度使政治协商中的参与主体朝着“政治上自主、法律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方向演进。这将使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合作更具民主意涵。平等协商既带来各方意见的自由表达，又使各方诉求都必须平等公开的接受理性的审视和批判。虽然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体制没有决策权力，但是以协商合作民主形式促成的议政方案，将以更真实的民意反映和更高的理性权威影响公共决策或行政行为。这样，政治协商会议在规范协商合作的过程中，也将改善自身增强民主意涵，以更强的民主政治功效既巩固自己的特殊政治地位又受到民众的理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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