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远古时代

    远古时代(约距今300万年─公元前21世纪)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天、地的出现及人类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一类的传说流传久远。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形成的奥秘,也揭示了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00余万年,因而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200万年。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年代稍晚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很广。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提出: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
    人类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是古猿演变而来的。最近几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古猿与早期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使「从猿到人」的学说,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
    人类的出现与劳动有关。人类最初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是打制石器。考古学家为与后来出现的磨制石器相区别,将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后者(即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为了研究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考古学家还将它们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所分的早中晚三期,与古人类学家依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徵所分的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这三个阶段大体是一致的。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还发明了弓箭、投矛器等复合工具和钻孔技术,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以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他们不会建造房舍,多在山洞中栖身,过着群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学会用火。先是采野火,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如打击火石取火、钻木取火等等。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很大的意义。它可用于照明、驱除野兽、驱赶寒冷,还改变了人们生食的习惯。由于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使更多的养料被人体吸收,并使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有所改变,促使人的体力增加、脑髓发达。如30万年前的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为1200─1500毫升,已达到现代人的脑容量变化范围,身高也与现代华北人的身高接近。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说明古今人类在这块大地上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宽广。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进入全新世以后,地球的气温逐渐变暖,人类渐渐走出山区,移向平原地区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点聚族而居,建造房屋,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各种不同的用途。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与当代中国的人口布局十分相似,相对集中于河网密布的东半部。人们的食物结构也是南方种植水稻、北方种植粟稷。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栽培稻,说明水稻的发源地在中国而不是印度。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雕琢出玉器,发明了纺织技术,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七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还出现了刻划符号。7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和木桨,说明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牛已被驯养。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彩陶文化,还出现了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小城堡。5000年前已养殖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品,还掌握了人工冶铜的技术,铸造出青铜刀一类小工具。4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有一批古代城市在地平面上崛起。古文献中记载的神农氏种植五谷,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蚕丝,他的大臣发明文字、舟车以及黄帝战蚩尤等,因这些发现而说明这些传说并非虚妄,它们包含了不少历史的影子。这些发现还说明,中华文明确实是源远流长。
    古代居民聚族而居,所以在今天发掘的遗址中可以看到居住时形成的聚落,在墓地中看到排列有序的墓群。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当增至一定数量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又分离出新的氏族。它们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规模较大的部落。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华大地上有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族和炎帝族为主体。它们最初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后来分别向东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它们与西进的东夷集团、北上的苗蛮集团发生过多次战争。传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和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使华夏集团的势力扩大到今天的山东境内。为了争夺联盟的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炎帝战败。地处北域的黄帝乘势南下,使炎黄二族的势力达到长江和汉水流域,华夏集团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展。以后的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华夏的特定地位,黄帝也成了华夏的共同祖先。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人们各尽所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选举公正、贤能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进行生产、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古史传说中出现了尧举荐舜、舜举荐禹,禹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益当部落首领的故事,历史上称这种作法为「禅让」。这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公有,因而没有争夺欺诈、也没有盗贼劫掠的时代。古代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的社会为大同社会。
    古代居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各种自然灾害顽强地进行斗争。其中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面对滔滔洪水,野兽肆虐,尧为了把民众从水患中解救出来,命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虽经九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于是,舜命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他一心一意地率领民众兴修水利、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八年(一说十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水患。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在自然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积极抗争的无畏精神。
    随着生产力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剩余时,俘获的战俘不再被杀死了。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这样,私有制出现了。考古学家在龙山文化中发现了有的墓葬有棺有椁,有许多陶器、玉石器、象牙器和象徵财富的猪下颚骨等随葬物品;有的墓葬只有一个不大的墓穴和几件陶器;还有一些死者身首异处,既无墓穴、也无随葬物品,甚至被丢弃在废弃的窖穴或沟壕之中。这说明,这些死者身分、地位和占有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贫富分化的不断发展,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级,表明原始社会到了末期。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出现了;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它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为适应战事的需要,兵器的生产受到普遍重视:为维护特权者的利益,他们摈弃过去的习惯法,制订了新的制度法规;「禅让」制度也不可能继续实行,必然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到夏禹死后,禹之子启杀益而夺取首领的位置,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新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