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沃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沃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沃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沃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 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25年里,只有1925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1974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30年后的1983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戈尔丁(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戈尔丁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 布克(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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