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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致富的人，不配当村干部。”这是彭文魁反复重申的观点。
三个村官个个有文凭
荷叶坝村的三名村官都有文凭，彭文魁是大专，自己花1万元在省农业广播电视大学上的；彭维中、李玉芬两个人是中专，每人花6000块在湘潭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上的。
三个人都是当上村官之后进的修。“不学习不行呀。以我当兔子协会会长为例，老百姓早上割草喂兔子，结果兔子老拉稀。问我这当会长的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在省农业广播电视大学上学时，老师让我自己上网找原因，一查很简单。兔子不能吃带露水的草，乡亲们早上割的草露水重，兔子吃了当然拉稀。”彭文魁，“知识就是力量，一点不假，现在给农民提供服务，对这句话的感触更深了，幸亏当初多看了几本书。”
荷叶坝的村官高素质绝非个例。记者考察湘潭、韶山、湘乡、衡山、醴陵、长沙6县市中接触的数十名村官，基本上都是高中以上学历，见过世面，还有一定致富能力。
衡山县白果镇有著名的岳北农工会旧址。1927年1月15日，毛主席曾到此考察，赞扬这里的农民点燃了三湘七泽的革命烈火，赞扬白果的妇女敢进祠堂喝酒有斗争精神。
思想活跃的白果群众，给这里的村官提高了要求。白果村支书欧新田这样说：“在别的地方，村干部打个招呼就能办成的事，在我们这里你需要到百姓家里三趟做工作，水平低的人在这里根本干不下去。”
荷叶坝的十一五规划
在记者前往考察的前一天，彭文魁一夜没合眼，“入围示范村了，激动得不得了。我熬了个通宵，给荷叶坝做了个十一五规划。”
彭文魁摊开笔记本让大家看，规划的全是实事：首先是硬化15公里道路，让13个村民小组都通上水泥路；第二是还清农村电网改造时拖欠村民的3万元工资；第三是帮助全村90%的农户都成为种养殖专业户；第四是让养猪满6头的农户全部用上沼气；第五是除险加固所有病险水利设置，并新修水利20处，保证所有水田旱天浇上水；第六是每年组织6期农民素质培训班，提高乡亲致富能力；第七是解决13户困难群众生活问题；第八是把荷叶坝办成省级科技示范村；第九是提高村民小组长的待遇；第十是还清村级所有债务。
除了办这“十件实事”，彭文魁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有了国家的支持，只要我们带领大家实干，再过20年，荷叶坝会像城市一样漂亮。”
话是这么说，回村当干部10年了，彭文魁还不习惯乡村的冷清。只要一得空，他就骑摩托车跑城里兜一圈儿，即使啥也不干，看看心里都豁亮。
在荷叶坝，像彭文魁这样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很多。全村1306人，在外面长期打工的超过500人。除了小孩和学生，全村35岁以下还呆在家里的只有一个人——村团支部书记，他也没闲着，在推销各类保险。
“20年后我们会像城市一样漂亮，但肯定不会像城市那样丰富多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真想不出来。”彭文魁说自己可能会在农村住一辈子，但两个儿子肯定不会，“过春节在家里呆几天他们都难受。”
乡镇机构精简难
记者考察的6个县市，所有的村官都精简了，但乡镇机构精简都还没动。乡镇机构人员最少的是衡山县福田铺乡，该乡机关目前只有28个人。“这是我们严格控编的结果。”该镇镇长谭斌说。
至于人员多的就不等了，有的乡七八十，还有的镇一百多人，当然都严重超编。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工资在编的人才有，不在编的人工资哪里来？如果不把这些冗员减掉，他们会不会再变相地向农民伸手？
“农业税取消容易，乡镇机构精简难办。省里去年在益阳市搞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目前成效还不明显。关键是没钱，裁人是需要花钱的，并且是很多钱。”省委农办副主任李政科说。
“一定要注意，农业税取消后的乡镇机构改革，要精简的是人，而不是事。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乡镇政府需要给农民提供的服务更多了，而不是减少了。如果连人带事一块精简了，将来还会膨胀。”省社科院“三农”问题研究学者陈文胜说。
“村官”职业化期待制度突破
他们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管”着几千号人，人前人后都有人喊“书记、主任”，但每月就拿两三百元的工资。数量更多的村组长们，每月领到的补贴更是只够买包中档偏下的烟抽。湖南4万多个行政村，近20万名村官，记者考察一圈下来，既感激于村官们的奉献精神，也为他们的待遇担忧。
村级干部收入长期偏低，甚至没有着落，是湖南农村的普遍现象，导致村干部不想干，短期行为严重，工作得过且过，撞钟混日子。半脱产的干部无法公私兼顾，工作被动效率低，多数村干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个人事务上。由于没有财政收入保障，农村真正的能人大多对这种“九品芝麻官”缺乏兴趣，村干部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在不少乡镇50岁的村主任已经算是“年轻干部”，村官后继乏人严重制约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税全免之后，农村和农民对基层组织的职能设置和运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村组织的事务性职能大大减少，而服务性职能增加。建设新农村，村官是离农民最近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村组织变身为公共服务，要求村干部把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来，投入全部的精力为农民服务，主动变身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业人”。
近年以来，在农村局部地区出现了“大学生村官”现象。把大学生输往农村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官“职业化”，实际上已暗合村组织职能转型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村官职业化尚存大政策和法律上的障碍。在我国农村实行的都是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必须是户口在本村的村民才能担任。因此，建设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形成机制、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从制度上为村干部的职业化创造条件，从而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层领导力量。
从目前各地对职业村官的探索来看，参照公务员工资管理支付形式，让村干部的工资进入县市区或乡镇财政统管统发系统是未来基层组织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不仅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干部工资报酬管理制度，结合不同类别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对公平、合理的工资报酬标准，同时要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和工龄补偿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农村税费改革将多数村干部从纷繁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合村并组和人员精简的铺开为村官职业化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客观上并不会过多地增加财政和农民的负担。 ★张冬萍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窗外，湘江北去
采访团抵达衡山后，住进了位于衡山县城湘江路的滨江宾馆。次日清晨起床，推开窗户，惊讶地发现窗外竟然是辽阔的湘江，初春的衡山云淡风轻，江面波澜不兴。
宾馆对面隔街相望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旧建筑就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康王庙。1927年1月20日，毛泽东抵达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在康王庙内住宿了五天四晚，每天工作到深夜。当时的康王庙就在湘江边，现在的滨江宾馆和湘江路一带原来都是湘江河床。
两天后采访团来到毛主席考察醴陵农民运动旧址先农坛，发现这个毛主席曾经住宿过的地方同样“依城伴水”。窗外微雨横斜，逶迤而去的渌江将醴陵切成了三块，附近的渌江古桥雄踞醴陵城南北交通的咽喉。
毛主席当年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期间，他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毛泽东水性好，耐力强，游程和历时往往为常人所不及。因此，他的临时居所往往首选临江的建筑。“敌人来了，推开窗户就能跳进江中。”醴陵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考证，由于当初湖南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祠堂和神庙往往是农村仅有的可供群众聚会的“公共设施”，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召开农协代表大会、与农民座谈等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祠堂和神庙中举行。
韶山市大坪乡林家湾村。201x年的2月20日，林家湾村的村民们正在平整路基。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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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湖南省农协颁布的《入会须知》
新居到新村的期盼
村庄规划 一号文件将村庄规划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范畴，提出要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治理试点，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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